我到现在还记得三十年前陈先生过世，这对大家每个人来说都是晴天霹雳，是突然发生的。那次在龙华的告别仪式，那个场景现在还记得，大概去了两三百人，每个人都觉得心里面突然塌了一块，一个你尊重的、在乎的人突然走了。 不过，参加了比较多类似的告别仪式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不少故去的，去世的时候非常隆重，十年二十年以后就被人世淡忘了。时间是很残酷的，会淘洗掉很多。但是陈先生是一个例外，过世了三十年，大家还是不断地提到他，想念他。 陈旭麓先生 为什么？为什么陈先生至今还活着，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，活在当下的华东师大，活在今天的中国历史研究当中？ 我觉得，至少有三个原因。 第一，陈先生是一个好老师。今天我们大学的考核标准，不是以好老师，而是以好学者为核心的。评定职称，教学只要满工作量就OK了。但是在大学里面，一个学者最大的快乐，最大的成就，其实不是研究学问，而是当一个好老师。这是与研究所不同之处。 对于那些德高望重的大学老师，我们更愿意称他们为“先生”。十多年前，我写过一篇《我的三位老师》：三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：陈旭麓、王元化和张灏。其实，我平时见到他们，还有在背后的称呼，都叫他们“陈先生”、“王先生”和“张先生”。“先生”比“老师”这个称呼来得更传统，也更有一种敬意。 在今天，“老师”这个称呼被用烂了，从学校到银行，哪儿稍微辈分高一点的，都被称为“老师”。但“先生”不一样，鲁迅被称为“先生”，甚至“大先生”，不是偶然的。 陈先生培养了这么多优秀的学生，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，陈门弟子就是一个现象级的象征符号。他不仅是对自己的弟子，而且对不是自己的弟子，也同样爱护。陈先生爱才。 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。八十年代的时候，我是政教系的一位小助教，当年政教系的师生，是被其他系看不起的。只是因为我当时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了一两篇小文章，陈先生看到了，比较欣赏，就请他的学生周武来找我，请我到他家里见面。周武那天陪我过去的，陈先生满脸笑容，请我喝茶，吃点心。他说的一口湖南湘乡话，我连蒙带猜大概只听懂三分之一。1988年我硕士毕业，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陈先生，论文题目写的是张君劢的政治思想，虽然稚嫩，也受到了陈先生的谬赞，还在先生的日记里当头记了一笔。 几个月后，陈先生将我找去，他与姜义华先生主编了一部《中国革命史教程》，很客气地请我为《历史研究》写一篇书评。当时我沉湎于知识分子的研究，对革命史哪里有什么真知灼见，再加上性格上的拘谨，书评自然写得了无新意，这件事，我总是觉得很对不起先生，我辜负了他的期待和信任。 陈先生真是一个好老师。作为一位大学老师，首要职责是培养好学生，其他都是其次的。如果这条不行的话，就是一个有缺陷的老师。陈先生作为一位老师可以说是功德圆满。 第二，陈先生也是一个好学者。他的文字，留下来了。这是一位学者唯一的尺度与标准。他的《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》，成了久经不衰的畅销书，今年再次进入三联书店的最佳图书名单。今天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，过于重项目、重得奖、重称号，文字倒是不重要了。 陈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财富就是文字。我现在也经常对我的学生讲，虽然很理解你们为了评职称的需要，要完成多少发表量，但是，能不能有一个要求，你花个两到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写一篇好文章，甚至一本书。学界与行内不是以文那些外在的东西来评价一个学者，就是一篇文章足矣，一本书而已。这篇章写好了，这本书写好了，大家都认你了。过了十年二十年，大家还在读，只要在那个领域，无法绕开你，就说明你经得起时间考验，是一个一流的好学者。好的文字是不朽的、传世的，就像陈先生的著作一样。而文字之外的各种称号、项目和奖项，可能都是速朽的，过了没有几年，没有人记得。 《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》 第三，是陈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学术传统。今天的纪念会，可以说是三代同堂。陈先生第一代的，他的灵魂与我们同在，还有陈先生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。我很有幸，在陈先生曾经领衔的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工作。可以告慰先生的，是他的学术传统，已经传承下来，不仅有第二代，还有第三代，都已经后继有人，人才辈出。这是我们学科的骄傲！一个学科是不是一流，主要不是看指标，而是看传统，论风气，数人头。只要有公认的大家，有名气的后起之秀，就是一个好学科！让我们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自豪的是，我们“上面有人”，那就是陈先生，特别是他留下的优秀学术传统。同时，下面也有人，有两代陈门弟子（不管是狭义的，还是广义的）继承了陈先生的传统，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扬光大。 陈先生，您走得太早、太快，不过，假如您在天有灵，看到今天我们三代学人，济济一堂，大概一定很欣慰吧。